民族学考研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_文化…(民族学考研参考书目)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及相关特点来看，辽宋夏金几个皇朝并立及相互冲突的政治局面，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以党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西夏、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金，都是一度具有强势的皇朝，它们同两宋皇朝形成复杂的关系，时战时和，这种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300多年(如从“五代十国”算起，时间还要更长一些)，这势必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辽、夏、金三朝的政治、社会、文化表明，契丹、党项、女真等族，都已进入到文明程度较高的阶段，而两宋皇朝在隋唐皇朝的基础上，在经济、文化方面继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政治上的格局，同样会影响到当时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平台，比之魏晋南北朝的形势来说，这是一个文明水平更高的历史平台。这必将给历史带来更大的进步。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争战、和议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争战是一种力的较量，是人们容易看得见的力的较量；而文化的交流、交融同样也是一种力的较量，是人们不容易看见的但足以影响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力的较量。

《辽史·百官志》显示出契丹族在官制上的特色和创造，设有北面官(含多种级别与相应名称的北面官)和南面官(含多种级别与相应名称的南面官)，显示出官制名称与职掌的细密。辽的礼制建设也颇具规模，含吉、凶、军、宾、嘉五礼。《辽史·礼志》记：“太宗克晋，稍用汉礼。”(125)它表明礼制是吸收了中原皇朝的礼的传统。这里说的“太宗”系指耶律德光，“晋”指五代后晋。《辽史·乐志》记：有“国乐”(辽本朝之乐)，“犹先王之风”；有“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有“雅乐”，“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有“大乐”，“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后)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126)《辽史·乐志》记“诸国乐”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宗会同三年(940)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燉煌二使作本国舞。”(127)由此可知辽朝的乐舞，既有继承秦、汉、隋、唐以来的传统的乐舞，又有反映自身“先王之风”和“诸侯之风”的乐舞，是一幅立体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乐舞画卷。

金朝的制度建设比之于辽朝同样周密，有的更甚于辽朝，所不同的是《金史》的志，先自然(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后社会(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凡39卷，其“礼”就占了11卷，可见金朝的重礼。金朝学习唐、宋科举取士制度，《金史·选举志一》称：“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其科目有：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128)

对于考试范围，也有明确规定：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郑)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129)

金朝选举，曾设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后金世宗指示：“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130)可见对于人才的重视。

《金史》还设有“交聘表”，详记金宋、金夏的使臣交往，反映了当时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虽非统一皇朝，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得到高度发展，对西夏、辽、金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宋朝的思想文化、文物制度、历史名著(如《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对周边民族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西夏的社会历史面貌，元朝史官在《宋史·夏国传》后论中有一段概括性评论，有助于我们对西夏的社会历史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其评论写道：

概其历世二百五十八年，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131)

由此也可约略看出，西夏曾一度立国之强，培育人才之盛，“陈经立纪”治国之方，等等。西夏史研究者对于西夏的政治制度，有比较详细的论说，尤其是关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论说，证明西夏在制度文明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天盛律令”是中国中古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部用民族文字颁行的比较完整的法典。在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上，除汉族建立的宋朝法典外、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都颁行法典，但已都失传或基本不存于世，辽与金朝法典也都曾是用汉文颁行的。天盛律令用西夏文字刊行于世实属难能可贵，它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承继、影响和发展，对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都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132)

由此看来，党项族在文明进程上与契丹、女真总体是相近的。

综上，是否可以认为：辽宋夏金时期，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在一个文明较高的历史平台上展开的。而契丹、女真、党项各族文字的创造也是这一时期文明进程的一大特点。史载：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始制契丹大字”；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颁女直(真)字”；西夏“元昊自制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133)。文字的创造，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各朝开展的译书事业也极大地推动了各族间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辽兴宗时，史官萧韩家奴通辽、汉文字，“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34)。唐代史家马总所撰《通历》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太古，下讫隋末；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君臣论政，为世所重；其《五代史》当指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这三部书在当时可谓贯穿古今，历代兴衰成败约略可见，由此可以看出萧韩家奴的良苦用心。

金朝的译书事业尤具规模，专设译经所。史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相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135)

辽、金、西夏以本民族文字翻译中原历史文化典籍之举，一时成为一个历史潮流，极大地促进了各族间的文化交融。从所译之书来看，《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贞观政要》、《新唐书》、《资治通鉴》是最受重视的著作。这既表明这些著作的影响力之大，也表明当时文化交融之深。这首先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的变化，如辽兴宗与大臣马得臣之间的一段史事，或可反映这一变化的情景，《辽史·马得臣传》记：

马得臣，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

保宁间，累迁政事舍人、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乾亨初，宋师屡犯边，命为南京副留守，复拜翰林学士承旨。

圣宗即位，皇太后称制，兼侍读学士。上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及扈从伐宋，进言降不可杀，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别议。诏从之。俄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136)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契丹族的文明进程和中原历史文化的影响之广泛，在辽朝贵族阶层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如辽道宗时太师适鲁之妹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见识即是突出的一例，史载：

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

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 ；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劝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上称善。(137)

这一篇政论不仅概括了《通历》的思想，而且包含了作者本人见识的发挥。辽道宗在位时，有一年皇太后生日，道宗作了一首题为《君臣同志华夷同风》(138)的诗，表示祝贺，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风尚和历史走向。

金朝君臣熟读中原史书，且多有讨论，言及受益，是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大特点。《金史·熙宗本纪》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139)

这一段讨论，从唐太宗君臣的政治风范说到唐朝几代皇帝的得失，以至涉及对周成王和周公的评价，足见他们对中原历代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的重视。此后，世宗、章宗亦如此。如前所述，金世宗大力倡导翻译中原典籍，目的在于使女真人也知道仁义道德。他还说过：“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140)金章宗重视修史，重视搜购中原历史文化典籍，曾下诏购求宋朝“《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141)。金朝皇帝的这些认识和措施，反映了当时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度。这种认同必将翻转过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实，在底层民众那里，甚至在下层官员那里，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无时不在，所谓“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番、汉之民皆赤子也”(142)。女真将领往往还把“番、汉军兵”按照女真早年的“猛安谋克”制度(143)组织起来，或作战，或生产，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在辽宋夏金时期这一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提出的“华夷两安，为利甚大”(144)的理念以及他主持撰写的《资治通鉴》，在思想文化事业建设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金世宗曾感慨地对宰相说道：“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145)金章宗“诏购求《崇文总目》内所阙书籍”之举，都是这种影响力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联系王充所论“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则西夏辽金已近于“诸夏之人”了，正如辽道宗所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146)，这是历史文化上的巨大进步，是历史辩证法的力量所致。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在三个多世纪的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过程中，其积极成果，是把中华民族从发展阶段推进到壮大、巩固阶段。这个壮大、巩固阶段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大。元皇朝的建立，既是这种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结果，又为这个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壮大和巩固提供了政治条件。在这个政治条件下，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的联系都得以实现，从而壮大了自身。明修《元史·地理志》写道:“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147)生存空间的扩大，便于各族间的联系和中华民族的壮大与巩固。元在中央设宣政院，管理宗教与吐蕃军、政事务；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台湾与澎湖地区。元在全国设立驿站，有利各地各族的交往。

第二，民族交融的加深与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在《辽史》、《金史》和《宋史》等史书的记载中，这种深度的民族交融和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都有突出的反映，如：

二月朔日，(耶律)德光服汉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汉朝贺，伪制大赦天下，改晋国为大辽国。(148)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吿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吿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149)

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知帝而已。(150)

斡道冲，字宗圣，其先灵武人，从夏主迁兴州，世掌夏国史。道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卷，曰《论语小义》。官至中书宰相而没。夏人尊孔子为至圣文宣帝，画道冲像列诸从祀。道冲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元虞集有《西夏相斡公画像赞》。(151)

洪武初……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152)

丁丑八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153)

五十八年，和琳等会勘后藏边界及鄂博情形，江孜番、汉兵已敷防守。(154)

这些记载表明从过去那些对立的理念和称谓到这些和谐的理念和称谓，再到“华夷同风”(155)、“混一中华”(156)，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157)，这种民族交融，不论在朝廷，在军营，还是在民间，都已经十分深入、密切了。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走向壮大的表现。

第三，重视修撰正史，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反映出中华民族恢宏的包容性。元朝建立之初，便有修撰辽、金二史之议，继而更有修撰辽、金、宋三史之议，但因“正统”问题多有歧义，故迟迟未能修撰。“正统”问题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它至少在名义上涉及新兴皇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但它脱胎于辽宋夏金这个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把“正统”问题理顺，却成了难以抉择的困局。当元顺帝君臣决然承认辽、金、宋三朝都是“正统”时，表明蒙古族贵族集团在民族问题上更看重“混一中华”而不再强调民族界限。重要的是，承认辽、金、宋各自都是“正统”而它们又归于元，表明元朝继承辽、金、宋三朝(当然还包含西夏)的政治遗产，因此，元朝统治者自然就是合法的统治者了。由此可见修撰“正史”与皇朝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从元顺帝(惠宗)至正三年(1343)下达的《修三史诏》看得十分清楚，尤其是诏书中的这几句话表述得极为明确：

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58)

诏书表明，元从辽、金、宋而来，包括它们的制度、典章和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肯定辽、金、宋，就是肯定元的“正统”地位。同时，肯定辽、金、宋，也反映出蒙古族贵族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从本质上看，所谓“混一中华”，乃是一个更加壮大的中华民族。但这也说明了元朝君臣是中国古代修撰“正史”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而这种继承在《三史凡例》中也有具体的要求，一是关于“帝纪”：“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二是关于书事原则：“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159)中国修史传统是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凡例”中说到遵循《史记》、《汉书》、《新唐书》、《南、北史》、《春秋》的做法，很中肯，也很重要，元修辽、金、宋三史，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多民族史学的特点，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生动地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传统的历史价值。这就是文化影响、文化交融所显示出的“力”的作用。

这里还要提到一本与辽、金、宋三史相关联的书，即元代回族史家察罕所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察罕(约1245-1322)，自号白云，历仕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他所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上起传说中的伏羲，下迄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此书受到仁宗重视，命送史馆。时人程钜夫称：“信白云端在此之编矣”。明代学人黄谏推重此书，补撰其下限至洪武元年(1368)，并在序中称此书为“观史之要”。清代学人张海鹏于嘉庆十四年(1809)订正此书，并在跋语中称：此书“未始不为读史者叩关之一钥也”。这部贯通的“帝王纪年”，对辽金宋作同等记述，反映了元代君臣对历史传统的认识，并得到明清学人的认同和赞许(160)。

说到正史修撰，明修《元史》和清修《明史》，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是推翻元朝统治的胜利者。元灭亡前，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曾发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161)，但在元亡之后却十分关注修撰《元史》，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削之公也。”(162)明朝建立之初，就提起修撰元朝历史之事，足见其重视的程度。当修撰人员齐备后，明太祖对廷臣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惩劝，不可废也。”(163)他进而对修史者指出：

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继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虽间有贤智之臣，言不见信，信不见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164)

从这一篇“上谕”来看，明太祖对元朝历史有褒有贬，同时讲到了史学的价值和修史的意义，没有明显的民族的偏见和“胜利”者的傲气，是一篇得体的修史上谕。据《元史纂修凡例》及《宋濂目录后记》所言，《元史》修纂是严肃和认真的。宋濂认为：“昔者，唐太宗以开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于《晋书》，敕房玄龄等撰次成编，人至今传之。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其英见卓识，若合符节盖如是。於戏盛哉！”(165)宋濂联系古今，发此感慨，出于当时史家之至诚，但他说的“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云云，确是道出了中华史学为前朝修撰正史的优良传统。从《纂修元史凡例》也可具体地看到这一优良传统的存在及其意义，如“今修《元史》，本纪准两汉史”,“志准《宋史》”，“表准《辽、金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又如，“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166)把修史的继承关系写入凡例，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元史》修撰，多据元朝实录，从动议到完成，首尾只有一年，而清修《明史》，首尾经历90多年，是历朝正史修撰费时最多的。清顺治二年(1645)议修《明史》，至乾隆四年(1739)《明史》才正式刊布，前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究其原因，一是义例不明，康熙十八年(1679)，史官朱彝尊上书总裁官，还提出讨论《明史》义例的要求，这上距议修《明史》已过去30多年。二是总裁官的更换，在90多年中，修撰《明史》的总裁官三易其人，先后由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任其责，后任者在前任者书稿基础上不断修改，花费许多时日。三是史料的汗漫、舛讹，需要反复删削、订正。《张廷玉上明史表》一文，反映了此种情况：

第以长编汗漫，抑且杂记舛讹。靖难从亡，传闻互异；追尊议礼，聚讼纷拏。降及国本之危疑，酿为《要典》之决裂。兵符四出，功罪难明；党论相寻，贞邪易贸。稗官野录，大都荒诞无稽；家传碑铭，亦复浮夸失实。欲以信今而传后，允资博考而旁参。(167)

为了“信今而传后”，多费时日也是值得的。《明史》新设“土司传”，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关系的新形式，也反映了民族交融的新进展。

《明史》修撰成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古代史上修撰前朝正史的收官之作，表明中国古代每一皇朝都有翔实的历史记载，构成了中华史学之连续不断的历史典籍，它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记录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历史。

第四，续修典章制度史，贯穿中华制度文明进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168)，文宗至顺二年(1331)，“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169)。元修《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另附《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全书含君事、臣事两大部分，君事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等四篇，因使用大量蒙古材料和档案，专设蒙古局纂修；臣事分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六篇，由奎章阁学士院修纂，共十篇。” (170)欧阳玄在《进经世大典表》中指出：“爰命文臣，体‘会要’之遗意，遍敕宫寺，发掌故之旧章，仿《周礼》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171)可见，此书一方面保存了“本朝典故”，具有民族特色，一方面又按照唐、宋《会要》的体例进行编纂，这是在继承中有所丰富，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各民族的创造而越发丰富多彩。

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同样十分重视。乾隆十二年(1767)，乾隆撰《重刻通典序》，写道：

此书则佑自言征于人事，将施有政，故简而有要，核而不文。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讫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则是书实考镜所必资，岂以供博览而已哉！爰揭之

以告读是书者。(172)

在乾隆看来，《通典》远不只是一部历史书，而是一部为政的参考书。他不仅指示重新校刻《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三通”，并在当年命史臣纂修《续文献通考》，其谕旨写道：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综贯历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源委了然，学者资以考镜。明王圻取辽、金、元、明事迹续之，烦芜寡要，未足与“三通”并，且至今又百五十余年矣。我朝监古定制，宪章明备，是宜搜择讨论，以征信从。其自乾隆十年以前，《会典》所载，令甲所布，金匮石室所储，与夫近代因革损益之异，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大学士张廷玉、尚书梁诗正、汪由敦经理其事，惟简惟要，所有纂辑事宜酌议以闻。(173)

乾隆不满意明代史家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认为它“未足与‘三通’并”，命史臣采择清朝“宪章”及“《会典》所载”，自乾隆十年上溯宋嘉定以后制度，另撰《续文献通考》。乾隆的深意，是要把新近过去的历史运动固化为严肃的历史纪录，故尤其强调“惟简惟要”。但清朝的文化工程远不止此。乾隆三十二年(1762)，乾隆进而诏命史臣纂修“续修三通”之作，其“上谕”称：

前开馆续纂《文献通考》一书，并添辑本朝一切典制，分门进呈，朕亲加披览。随时裁定。全书现在告竣，经该总裁等奏请将馆务停止。因思马端临《通考》，原踵杜佑《通典》、郑樵《通志》而作，三书实相辅而行，不可偏废。曩因旧本多讹，曾命儒臣详为校勘，镌刻流传，嘉惠海内。今《续通考》，复因王圻旧本改订增修。惟《通典》《通志》，向未议及补辑，士林未免抱阙如之憾。着仍行开馆，一体编辑。所有开馆事宜，着大学士详悉定议具奏。其修书义例，有应仍、应改之处，该总裁等务博稽前典，参酌时宜，而要之以纪实无讹，可垂久远。至现辑《续通考》一书，从前所进各门，仅载至乾隆二十五年以前，而陆续呈进者，并纂入三十一年之事，先后体制，尚未画一。着交新开书馆，将所纂二十四考概行增辑，编载事实，悉以本年为准。增添各卷，即速缮呈览，以便刊版颁行。其《通典》《通志》二书，亦以三十一年为限，以期画一。(174)

从对“三通”的重视到撰《续文献通考》和《皇朝文献通考》，从撰《续通典》、《续通志》到撰《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反映了对典章制度史的认同和继承、发展。

表1 “续三通”、“清三通”之名称与卷数

这些撰述，都在乾隆年间完成(175)。这样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典制体史书的传承及其借鉴意义；第二，清朝统治者认为，自身是历史上典章制度的继承者，故“续三通”时，当有“皇朝三通”(即“清三通”)。这是进一步落实了顺治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维道统而新治统”(176)和康熙皇帝在祭黄帝文中说的“继道统而新治统”(177)的理念。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清朝统治者如此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制度史，是从历史撰述上贯穿了中华制度文明史，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领域的创造和实践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综而言之，本文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自在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华民族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自觉的历史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五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强自信地迈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两个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近现代史上的宏伟篇章，笔者当另作专文探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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