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唐代以新罗为中心的东亚生意圈_交游_唐朝_官方(民族学考研属于哪一类)

唐代以新罗为中心的东亚生意圈

武 斌

摘 要： 唐代边境广大，国力强盛，文明光辉。其时的新罗、日本借地舆方位和交通便当，与唐朝交游亲近，官方生意、民间生意均非常频频。其间新罗商人关于三国的生意交游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新罗人张保皋的生意商团独占着“东亚生意圈”，他也被称为“海上王”。

要害词：唐代；新罗；日本；东亚生意圈；经贸交流；张保皋

唐朝帝国边境广大，国力强盛，文明光辉，在其时的世界上占有无关宏旨的方位。特别是在亚洲的前史舞台上，唐朝领衔主角，具有极大的感化力和无量的世界声威，各国争相与唐朝通聘交游，打开友爱联络。其时的新罗、日本，因为有利地势之便，与唐朝交游更为亲近，在政治、文明和经济等方面打开了全部的交流与协作。

其时三国的交通还算便当。在和平洋的东亚海域，在我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之间构成了一个不甚无缺的内海，有人将其称作“东方地中海”。自古以来，东亚公民沿着“日本海环流路”等天然航道，凭仗季风，往复于我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东方地中海”也就成了以我国大陆为内核，以朝鲜半岛、日本为外缘的交通走廊。另外，朝鲜与我国本乡接壤，陆路交通便利，而日本与朝鲜仅有一海峡之隔，这也为交游交流供给了便利的地舆条件。日本、新罗与唐朝打开大规划的交流，大规划地吸收和交融中华文明。与此一起，各方的经济生意也非常活泼，交游商旅不断，构成了被现代专家命名的“东亚生意圈”，推进了各国之间的物质文明交流。

一、唐朝与新罗的经贸交流

唐与新罗之间的生意交游恰当频频，规划也恰当大。按其生意的性质区别，唐新之间的生意首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国家之间伴随交际使节的交游进行的国家生意；另一种是民间的商人之间进行的私家生意。一般情况下，官方生意占有更重要的方位。

和我国前史上与其他国家交游的情况相同，唐与新罗的遣使交游，也兼有官方生意的使命。所谓“朝贡”本质上是一种以“朝贡”为名义的易物生意。遣唐使的贡品还包括金银、牛黄、人参等原生瑰宝，以及朝霞锦、木棉布、金银器皿、技能品等加工品。对此，唐王朝予以极端盛大的招待，并向新罗国王和使臣赠送“赐物”。《新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兴光王遣使“数入朝，献果下马、朝霞紬、鱼牙紬、海豹皮”，“亦上异狗马、黄金、美髢诸物。”唐玄宗则“赐瑞文锦、五色罗、紫纹袍、金银精器。”另外，唐朝使臣抵达新罗时也要带着许多礼物赐赠，并承受新罗的回赠。

跟着两国社会的打开和经济的昌盛，两边交游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明方面，礼物的交流逐步演化成正常性的官方生意，交流的品种和数量也大大添加了。经过这种官方生意的途径，许多的我国物资传达于新罗，丰厚了新罗人的物质文明日子，一起也推进了我国 出产技能和科学常识的传达，添加了新罗人对中华文明的触摸和晓得。据《三国史记》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新罗向唐朝输出的有朝霞绸、朝霞锦、鱼牙锦、鱼牙绸、三十升纻衫缎、龙稍、布等织物，金、银、铜等金属，金钗头、鹰金锁镞子、金花银针筒、金银佛像等技能品，人参、牛黄、茯苓等药材，马、狗等家畜，皋比、海豹皮等毛皮。唐朝赠给新罗的物品有：金属技能品的金器、银器、金银细器物、银碗银榼等；服装类的有锦袍、紫袍、绿袍、紫罗绣袍、押金线绣罗裙衣、金带、银带、银细带、锦细带等；纺织品的彩素、锦彩、绫彩、五色罗彩、绫罗、瑞文锦、绢、帛等；书本类有《最胜王经》《道德经》《孝经》，佛经和孔子及其弟子像等；其他还有茶种、白鹦鹉、佛牙、甲具等。〔1〕〔2〕

在官方生意中，除了奢华品的交流，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布衣日子发生影响的物品交流。《三国史记》卷十载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舆山。茶自善德王时(632—647)有之，至于此盛焉。”茶叶从此在新罗初步盛行。此外，在官方朝贡生意的不和，尚有大宗朝贡使团私下的互市生意活动。

唐与新罗的民间私家生意也很活泼。特别是9世纪中后期今后，新罗中心政权虚弱，与唐的官方生意有所降低，民间生意愈加打开起来。唐朝思考到中心的财务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命令阻止这类私家生意，可见民间生意早已存在并已具恰当规划。从代宗到宪宗年代，高句丽人李正己、李师道家族割据淄青镇，与新罗、渤海大经商，“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断”。山东半岛与新罗、渤海的民间生意也恰当兴隆。至开成间，淄青节度仍兼押两蕃使，此时唐的中心权力愈加削弱，对久有传统的山东半岛与新罗的民间生意的也是力不从心，令行而禁不止了。

唐新之间民间生意的运营产品种类与官方生意差不多，有绫、锦、丝、布等纺织品，金、银、铜等金属，人参、牛黄等药材，此外还有书本等。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卷十8说：“前件药物，采从日城，来涉天池。虽微三桠五叶之名，渐无异质，而过千山万壑之险，贵有余香。”“凡荷奖延之赐，合申献贺之仪。前件人参并琴等，形禀天成，韵含精美，具体而既非假貌，全材而免有虚声。况皆采近仙峰，携来远地。”阐明新罗特产海东人形参和海东实心琴等贵重产品销往于扬州。缘此，淮南节度副大使高骈得以海东人参三斤奉献于朝廷。也正是经过官方和民间的生意途径，许多汉文典籍和佛典撒播到朝鲜半岛。

唐朝为招待新罗的生意官员和商人，特别在今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有多处“狡计新罗所”，所内设有通事，专事翻译。此外，还有许多新罗商人到山东、江苏沿海各地从事商业活动。其时这些区域有大批新罗商人居住，设有“新罗坊”和“新罗院”。唐朝与新罗海上交通的首要口岸，特别是新罗人聚居的城市，如河南道登州的 县、淮南道楚州的山阳县，就是新罗与唐朝民间生意的集市。

在东南沿海的许多当地，都有新罗商人的踪影。除了上面说到的新罗坊、新罗院外，一些岛屿、渡头、山和村落的得名与新罗商人的活动有关。比方浙江临海县东南大约30里有一个小岛，曾有新罗商人“舣舟于此”，故名“新罗屿”。台州还有新罗山。这两处地址都处在浙江沿海，新罗商人常常在此停船泊岸，装卸货品，使得这些区域变成中外产品的集散地，遂以“新罗”命名。浙江宁波象山县还有新罗岙、新罗岙村，也都与当年新罗商人的活动有关。

二、唐朝与日本的经贸交流

与新罗的情况相同，日本差遣唐使来华，也兼有官方生意的使命。除官方生意外，唐代中日民间生意也有所打开。后来，日中之间的官方交游削减，而民间的经济文明交流却趋于频频。到晚唐时期，官方交游间隔时刻越来越长，与此一起，民间交游，唐人和新罗人的船舶则不断往复于唐日之间。特别是9世纪中期日本接连遣唐使差遣后，民间生意更为活泼，民间商船交游于两国之间，变成晚唐时期中日交流的首要枢纽。日本专家森克己认为，唐商舶的频频渡日是日本废止遣唐使的重要要素。或许说，日本停差遣唐使后，进入了以民间商船东渡为首要交流方法的中日交流时期。这一时期长达222年（894-1116）。假定从可查到唐商渡日最早的材料的841年头步算，则长达275年。

晚唐时期从事中日民间生意的首要是我国商船，间或也有在日本缔造的船舶，但造船者和驾船者都是我国商人。据史料记载，自841年至903年的62年间，我国商船往复于中日之间达30余次。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唐朝商人李德邻、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人，自建海舶，以船主身份交游于日本和浙江的明州、温州和台州之间。一起，因为造船技能大大前进，又掌控了季风和信风以及海流规则，唐商船队不必再走绕道朝鲜半岛的北路航线，而是直接走南路航线，从江浙沿海的楚州、扬州、明州、越州、温州等地 ，循东偏北方向横越东海，直趋日本肥?善挚さ闹导蔚海恢幌骷趿撕Ｄ训姆⑸宜醵塘朔上枋笨獭?42年8月24日，唐商人李处人的生意船从日本值嘉岛那留浦归航归国，“得正春风六个日夜”，便抵达温州乐城县，日僧惠运同船入唐。

民间商舶越来越多。如仁明日皇嘉祥二年（849）唐商舶（53人）至太宰府（《续日本后记》）。清和天皇贞观年间，交游特别频频。如贞观四年（862）七月，李延孝等43人抵日（《三代实录》）。同年九月，张支（友）信等送真如法亲王入唐至明州并于翌年四月回往日本（《梵衲亲王入唐略记》）。五年（863），詹景全由日本赴唐，替圆珍带信给长安兴善寺三藏才智轮，翌年又回来。六年（864）秋8月，太宰府因唐通事张支（友）信，渡海未还，暂留唐僧法惠认为通事，阐明张友信又一次入唐（《国史纪事本末》）。七年（865）日“僧宗睿还，唐人李延孝历来”（《扶桑略记》）。8年唐商张言等41人至太宰府（《三代实录》）。因为这一时期唐商赴日的太多，致使朝廷在贞观8年四月“呵斥丰前、长门等国司曰：关司出入，理用过所，当今唐人入京，任意经过，是国司不小心督察，关司不责过所之所造成的也。自今今后，若有惊忽，必处严科。”今后几年，稍见削减。但在贞观十六年（874）和十8年（876）又先后有唐商崔岌等36人及杨清等31人抵日。

晚唐时期的我国商人一般都是单船行商，每船人数多者为63人，少则40余人，载分量可达十数吨支配。这些我国商人贩运到日本的货品，首要有佛经、佛像、佛画、佛具以及与释教有关的用品；文房用具、书本以及唐代大文学家和大诗人的文集、诗集等；药品、香料；日本皇族、贵族公卿所运用的名贵奢华品，如瓷器、高档丝织品、手技能品等。

三、新罗商人与“东亚生意圈”

参加对日生意的，除了唐商人之外，还有新罗商人和渤海商人，构成了颇具规划的“东亚世界生意圈”。

其时我国 的造船帆海技能传到新罗，使新罗的造船帆海技能抵达很高的水平。因而新罗商人从事海上运送的许多。新罗商船不只交游于我国与新罗中心，还航至日本，连通整个东亚海域三国，树立了我国、新罗、日本之间的生意航线，打开三国之间的世界生意，在日本活动亦是相同频频。在唐代中日生意中，新罗商人发扬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新罗商人从唐朝贩得许多产品，除满足新罗国内商场的需要之外，还因地舆条件之便及晓得日本对唐货需要之行情，常将唐货运至神州大宰府，在日本出售。新罗商人作为中心商，起到交流中日生意的桥梁作用。

有专家估测，新罗商人的渡日最早可以追溯到8世纪。自9世纪起，他们树立了交游于我国东部沿海区域与日本神州岛的固定航线，别离在中日两国树立生意据点，从事两国生意的中介运营。新罗商人在我国设置的生意据点，首要是楚州以北，即如今的连云港及山东半岛沿海一带。他们在这儿树立新罗坊，收购物品，组织货源，组织船舶，并设置总管，担任新罗商人的组织和打点。为了便于生意联络，他们还在新罗坊内设有专职翻译，直接为新罗商人与日本生意进职事务交涉。日本朝廷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商场对唐货的需要，对新罗商人的方针再三放宽，明令大宰府答应新罗商人进行生意，“商贾之辈，飞帆来者，所赉之物，听任民间令得回易。”另外，新罗商船还承担了中日之间的客运和货运，

对中日经济和文明交流发扬了活泼作用。

9世纪初新罗商人初步频频渡日，掀开了唐日生意的新华章，构成了后来专家所称道的“东亚生意圈”。交游频频、技能 的新罗船队和谙熟海路、长于驾船的新罗水手，活泼于东亚海上，构成东亚三国海上交通的重要载体。

四、“海上王”张保皋

其时参加这个“东亚生意圈”的有新罗商人、唐商人、日本商人和渤海商人。不过，这个生意网络是被张保皋的生意商团所独占的。

张保皋，新罗名弓福，其名其事《新唐书·新罗传》《续日本后记》《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均有提及。唐代闻名文学家杜牧亦曾为其撰写列传。他在新罗政府的默许和撑持下，占有莞岛，从事唐、日、新罗三国之间的生意活动，山东半岛?毡币淮侣拊海挥斡诨坪Ｖ侣薮欢榷荚谄淇刂浦隆?br>

张保皋在17岁时和洽友郑年结伴渡海来到赤山浦，不久曲折南下到扬州。在他们浪迹扬州时，适逢镇海节度使李琦据润州造反。唐军扩募打压反叛，张保皋和郑年被募编入了徐州武宁军中。张保皋和郑年先后参加了平定镇江李琦、淮西镇吴元济和淄青镇李师道的暴动。因身手高强、英勇善战，累立军功，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张保皋被擢升为武宁军小将，统率1000多名兵士。

张保皋于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回到新罗。张保皋回国后，奏请新罗兴德王：“遍我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新罗海路之要，使贼不得掠人西去。”兴德王准请，张保皋随即招募周围1万岛民构成一支戎行，在清海镇树立了大本营，很快荡平了多股海盗实力。张保皋在荡除海盗，保证了海上航路的疏通后，又使用控制新罗国西南海上的优势，凭仗有利的地舆方位和丰厚的海上经历，发扬了自个对我国情况了解的特长，组成了巨大的船队，往复新罗与中、日三国之间，从事获利丰富的海运和商业生意。

张保皋的海上生意日益昌盛，构成了以清海镇为大本营，以赤山（今荣成石岛镇）、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泗州（今安徽泗县）、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日本神州为基点的海运商业生意网络。张保皋的商团几乎独占了唐、新、日三国的海上生意，是其时最大的世界生意集团。

海盗的禁绝，海路的疏通，海运商贸的打开，使新罗人入唐经商、从业、肄业、居留的灵敏增多。因而，在我国各商贸中心和交通要道周围，逐步构成了新罗村。据计算，其时仅在赤山一带就有十多个新罗村。张保皋除了进行直接生意外，还运营建船业和租借船舶、水手、艄公等。在我国山东、江苏北部海岸构成了一条船队效能线，为自新罗和日本的我们进行海上效能生意。其时阿拉伯商人东航喜乘我国船，而我国浙东区域选用新罗造船术，造出了其时最早进的水密隔舱多桅杆船。这样，造船术和帆海术便跟着租借的水手、工匠传到阿拉伯等地。而我国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也集合了许多南海、中亚、西亚等地的商人，他们把稀缺的产品运到我国出售，这样张保皋的海上生意网络就与中西海上生意之路联络起来。

其时的赤山浦一些村庄里有许多新罗人居住，他们几乎人人崇奉释教。张保皋征得唐政府的附和，在赤山浦树立禅院。因为山周围山石皆为赤色，相传有赤山神保佑当地众生，又因建院时请来诵经的第一批和尚属露台宗派，读诵《法华经》，故此院取名为“赤山法华院”。法华院建有大殿及配楼、钟楼、讲经堂等，寺院终年讲经，常住和尚多时达40余人，法会人数有时跨越250人。赤山法华院成了其时新罗人往复大唐的驿站和活动中心，是张保皋船队的大本营之一。张保皋在赤山具有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以供大约寺居住僧的日子费用。唐开成四年（839）六月，日本国僧圆仁法师一行入唐求法，曾先后3次旅居赤山法华院达2年零9个月。归国后，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赤山法华院做了具体的描绘，使赤山法华院名扬海表里。张宝皋在莞岛象皇峰、济州岛河源洞等地也建了法华院，与山东半岛赤山法华院相对应，互为海运生意的联络点。

后来，张保皋卷进了新罗王室王位继承纷争。838年，上大人金明逼杀僖康王登上王位，金佑徵为报“杀君父之仇”避祸清海求助，张保皋便分兵5000于郑年，击破金明的戎行，金佑徵顺畅登位，即神武王。神武王即位仅6个月即病死，其子文圣王即位后又拜张保皋为“镇海将军，兼赐章服”。张保皋因功被封为感义军使，封食邑二千户。文圣王欲纳张保皋之女为妃，朝中贵族以其身世寒微，予以阻谏。纳妃未成，在文圣王与张保皋之间埋下了敌对的种子。因惧怕张保皋的实力，文圣王和新罗贵族们借“欲谋乱、据镇叛”的罪名，于841年派人趁张保皋醉酒后将其杀戮。这就是朝鲜前史有名的“弓福之乱”。

张保皋被杀后，“东亚生意圈”的生意活动并没有中止，而是由活泼的我国明州商 替代。

张保皋的成果在中韩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严峻影响。《新唐书·东夷传·百济传》中就给予张保皋很高的评价，说：“先国家之忧，晋有祁奚，唐有汾阳、宝皋，孰谓夷无人哉。”范文澜《我国通史》中说：张保皋“无愧为新罗国的英豪。”〔3〕在韩国，张保皋则被视为民族英豪，称为“海上王”。

参阅文献：

〔1〕朴真奭.中朝经济文明交流史研讨〔m〕.沈阳：辽宁公民出书社，1984.

〔2〕杨昭全.中朝联络史论文集〔m〕.北京：世界常识出书社，1988：12.

〔3〕范文澜.我国通史（第3册）〔m〕.北京：公民出书社，1994：353.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武斌（1953-），男，山西盂县人，研讨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沈阳市文史馆副馆长，研讨方向：我国文明史和中外文明交流史。回来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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