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一、名词解释

1.母系氏族社会

氏族公社早期以母亲的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母系氏族公社的主要特征是：妇女处于支配地位，丈夫居于妻方，辈分从母系计算，财产由母系继承。这时实行族外婚制，即同一氏族内部不许通婚，只有不同氏族之间的同辈男女可以互为夫妻。后来发展为对偶婚，就是在互婚的男女群中各有一个主要配偶，但不严格。因此，所生子女仍是知母不知父。

2.亳

中国商代早期都邑。商前期曾数次迁都，至汤时开始在亳地定居。商汤灭夏后，就将都城建在亳。但关于亳的地望，自汉以来就有争议。主要有四种说法：一说“梁国娵熟为南亳”，在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说“河南偃师为西亳”，近年在偃师发掘出商代早期城址，有人认为就是汤的西亳；一说“汉山阳郡薄县为汤都北亳”，在今山东曹县境内，近人王国维力主其说；一说陕西长安县境有杜亳。近年邹衡提出新的“郑”亳说，认为河南郑州发现的商城遗址，即是成汤所居亳都。

3.十三经

儒家的十三部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4.御史台

御史台是官署名。西汉时称御史府，是中央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大夫。东汉光武帝时不设御史大夫，以使御史均入兰台，以御史中丞为长官，时称宪台，亦称御史台。为国家监察机关，其后历代相沿。唐的御史台分为台院、殿院、察院三部，一度改称 “肃政台”，后来又恢复原名。明初年曾沿置，不久改为“都察院”，清也采用了 “都察院”的称谓。御史台之名遂废。

御史台的职责最重要的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二是推鞫刑狱。有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赴朝堂申诉，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受理，称为三司受事；也有投牒匦中，由侍御史监督处理，称为理匦；但更多的是奉敕推鞫，即接受皇帝命令参与刑狱。御史台作为监察机构，是皇权的附属物，为巩固皇权服务，其发挥作用的大小也受制于皇帝的素质和政治需要。

5.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朝官内部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朋党之争。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僚集团，代表庶族地主；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门荫出身的官僚集团，代表士族地主。两党明争暗斗，为争夺权势相互倾轧。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拔官员的途径。李党重门第，牛党重科举。二是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李党主张抑制藩镇势力，牛党主张姑息。两党之争从宪宗朝 一直延续到宣宗朝，文宗朝最为激烈，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牛李党争加剧了唐后期的政 治腐败和社会混乱，加速了唐朝的衰败。

6.宋明理学

指宋明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称“理学”。宋明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吸收了佛、道的某些思想观点，探讨“性命义理”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所以“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南宋时期繁荣发展，经金元至明末清初衰落。

北宋时，汉唐注疏之学没落，义理之学逐渐兴起，转而探讨有关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形成了宋代新儒学，理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北宋时期的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为理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即“理”、“气”等基本理学概念的提出和诠释。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形成了系统的理学思想，并使理学在宋理宗后取得官方哲学的地位。与朱熹同时，有陆九渊一派与程朱对立。金、元、明时期理学仍是思想的主流，地位进一步巩固，并且到明朝王守仁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峰。王守仁以“灵明”、“感应”说，使朱、陆关于心、物的分歧得到统一；以“致良知”说，使朱、陆关于知、行的分歧得到合一。明末清初，实学兴起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没落，乾嘉考据又进一步促使了理学的衰落。

7.头下军州

辽代地方行政制度之一。辽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以部族制和州县制双轨分治。 除此之外，还有头下军州，是由辽的宗室、大臣、外戚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者，以其所分得或所俘获的人口为主体建立的地方行政单位。头下军州的刺史由中央任免，其他官吏则由头下主自行委派。头下军州的赋税除酒税和一半田租交纳辽政府外，其余全归头下主。

8.胡蓝之狱

明初胡惟庸案与蓝玉案的合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罪将丞相胡惟庸处死。十年后，他又颁布《昭示奸党录》，受此案牵连者达三万余人。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凉国公因谋反罪被诛杀，朱元璋颁布《逆臣录》，连坐者一万余人。两案中，受株连者多是元功宿将，对明代的政治造成重大影响。

9.辽饷

辽饷亦称新饷，明朝后期开征的用于辽东军事需要的一种赋税。始征于1618年，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三厘半，后来又两次增加税额，至1620年时共征银约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年间，辽饷征收扩大到关税、盐课及其他杂项银两。1631年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际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辽饷是对人民群众的大规模掠夺，加剧了社会的贫困程度，促进了明朝的没落。

10.裴秀

西晋地图学家。字季彦，河东闻喜人。曾主持魏末晋初官职和爵位的制定工作，官至司空。他著有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并在书中首次提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的“制图六体”，即地图制图中的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原则，为明代以前中国地图制图者所遵循，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制图学理论。裴秀按“制图六体”编制的《禹贡地域图》，考查了《禹贡》一书所记的山、河、海、平原、沼泽、丘陵、湖泊，古代的九州和当时的十六州，描制了历史沿革的18幅地图。其提出的“制图六体”对我国古代地图绘制影响很大。

二、论述题

1.周初大分封情况以及对分封制的评议。

（一）内容。西周初年，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实行分封制。受封有三种原因：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最重要的封国有：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在今河南汲县北齐，太公姜尚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鲁，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在周室辅政，子伯禽就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宋，商纣异母兄弟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燕，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晋， 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都唐（在今山西翼城西）。

（二）特点。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桿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制。国内土地的一部分归诸侯直辖，一部分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的情况分土地给士，士直接统治、剥削庶民。封国内的层层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三）意义。周初分封在于用众多的诸侯国以藩屏周，监视被征服的各地民众，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诸侯对王室有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等义务，其内政基本是独立的。周初的分封对各地的开发和文化的传播、交融是有促进作用的。

2.曹魏的屯田制和影响。

屯田是中国封建政府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曹魏时曾大规模推行屯田。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曹操占据的北方地区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同时为了保证军需，曹魏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招抚流民回乡耕种，还在统治区域内大规模推行屯田制。

曹魏的屯田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军屯和民屯，但实际上都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形式。民屯始于建安元年（196年），最初是在许昌附近，后来陆续推广到其他地区，大多分布在洛阳一带及黄河中游土地肥沃或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民屯将招募或强制迁移的流民以五十人为一屯，作为屯田的基本单位，采用军事组织的方式进行管理，并设立管理官员司马，司马之上有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马总领。政府对民屯征收五成至六成的田租，用以补充军需。

军屯主要面向士兵及其家属，始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左右。军屯主要分布在军队及其家属聚集的地区，特别是在与吴蜀对抗的地区，由于驻扎的军队众多，因此军屯的规模也很大。军屯的基本单位是营，每营60人，逐级设有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军屯的田租大致与民屯相同，也为收成的五成至六成。

屯田采用军事编制形式，剥削率也比较高，屯田上的民众和士兵及其家属饱受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逃亡或反抗时有发生。但从整体看来，屯田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一方面，屯田特别是民屯将因战乱导致的大批流民和荒芜土地重新结合起来，使战争环境下的社会生产得以继续进行，不但稳定了社会秩序，消除了不安定因素，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从屯田之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可以取得大量军需，保证军队的作战需要，使军队供应有了相对稳定可靠的基础。这一点是曹魏集团能在军阀混战中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曹魏屯田取得的成功也为后人树立了成功的典型，其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屯田，因此曹魏屯田的影响也绝不限于一时。

3.宋代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为：

（1）农业方面。人口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是宋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条件；垦田面积不断扩大，平原地带大多垦辟，南方还出现了大量梯田；水利兴修取得了巨大成就，圩田大量出现；农具方面有众多创造和改进，铁制犁铧多样化，各种灌溉工具也大量出现；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占城稻种植推广；耕作技术也有新的提高，农作物的耕种、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经济作物种植有很大的发展，南方各地普遍种植桑、麻、茶、甘蔗等经济作物，棉花的栽培区也不断扩大。

（2）手工业方面。各行业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化，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数量都超过前代。矿冶业蓬勃发展，石炭的开采和铁的冶炼取得了巨大进步；纺织业主要体现在丝织业和麻织业两方面，两者不仅分布范围更广，产量和质量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制瓷业发展迅速，北方的五大名窑、南方的景德镇是著名的制瓷中心；造船业方面，宋政府在沿河、沿海设立众多的造船坞，造建官船，民间造船也蓬勃发展，造船规模和技术 都发展迅速；印刷业和造纸业也都发展迅猛，更有利于书籍的传播和流传。

（3）商业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带动下也繁荣起来，各种规模的城市发展壮大，城市数量大大增加，并涌现出开封、成都等著名的大都市，城市中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并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草市和墟市也普遍出现在郊区和村落，促进了乡村贸易的发展，其中许多还进一步发展成商业城镇；商业流通领域出现了纸币，两宋时期“交子”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承担起货币的职能。

科学技术方面：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三大发明上。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克服了传统印刷版式固定、缺乏灵活性的缺点，是印刷史上的转折点；两宋时期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事业，使船只可以在复杂的航海条件下安全航行，为远洋航行准备了条件；两宋时期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设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还制造了火枪，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

除了三大发明外，两宋在建筑、医学、数学、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李诫著有《营造法式》，是对当时建筑经验的总结，对各种建筑的营造十分详细，并配有图样，标志着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到新的高度；医学方面，医药的分科更加细致，更趋科学和成熟，出现了众多成就突出的医学家。如宋慈系统论述了检验尸体的方法，并著有《洗冤录》，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统一了针灸穴位；数学方面出现了数学家沈括、楚衍、朱吉、秦九韶、杨辉等人，金统治区内有李治。贾宪发明了“増 乘开平方法”和“増乘开立方法”，对宋元时期数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绘出一幅“开方作法本源”图形，即二项式定理中求系数的方法。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和李治的《测圆海镜》及《益古演段》等书，记载了高次方程解法。以上数学成就都遥遥领先于西方；天文学方面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详细说明书《新仪象法要》；沈括的《梦溪笔谈》内容丰富，其中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约占三分之一，包括数学、天文、历法、气象、地质等各个方面。

两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是当时历史条件综合的结果。在经济上，宋朝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宋朝“不抑兼并” 的土地政策加快了土地的转移速度，大量国有土地转为私有；剥削方式也主要变为租佃契约关系，人身依附性大大削弱，劳动者积极性有了提高；宋朝规定佃农直接编入国家户籍，佃农获得了人身自由，人口流动加快。

政治上，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大量的人口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使得南方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超越北方，经济和文化在规模上得到快速发展；宋建国后采取的各种削弱地方权力的措施，有力消除了阻碍经济交流的地方障碍，促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宋朝统治者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虽然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国内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内部环境。

4、元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制度及元代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制度史上的地位。

（一）中央官制。元朝中央最主要的机构有三，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大权。（1）元朝实行一省制，即设立中书省（又称都省）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政务。中央设中书省，中书令是虚衔，由皇太子兼领。中书令之下，有右、左丞相，是实际的宰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及右丞、左丞 和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另有侍郎为副，与尚书共同处理政务。（2）1263年，设立枢密院，总理全国的军事。枢密使由皇太子兼领，也是虚衔，枢密院的二员枢密副使掌握军务。后来又增设同知枢密院事等官员。（3）御史台（又称内台、中台、宪台等）掌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其下为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御史台下，有殿中司和察院。前者的主要任务是纠察百官，后者是作为朝廷的耳目，行刺举之事。

（二）地方官制。（1）元代地方的行政机构系统是行省、路、府、州、县。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的初义，即将中书省的职权临时在某处行使的意思。行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演变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各行省设丞相一员（例不常设），平章政事二员，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品级皆与中书省官相同。（2）元朝在路、府、州、县都设置达鲁花赤，作为最高的监临长官，例由蒙古人充当，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位于同级其他官员之上。（3）元朝初年，忽必烈即封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也都尊奉大喇嘛为帝师。帝师既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西藏军民世俗事务。除去委任帝师外，元朝又设置中央和地方机构，直接管辖西藏。在中央设宣政院（初名总制院），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军、民之政，以帝师领院事，设置院使十员，其中为长者常以朝廷大臣兼任，位居第二者必由帝师推荐僧人担任，以下设有同知、副使、院判等官，又在西藏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在宣慰司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 等。自宣慰使、都元帅至万户等各级官员，多以当地僧俗首领担任，由帝师或宣政院荐举，朝廷授职。

元代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吸收了历代政治制度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新发展，其在政治制度上的创建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元朝政治制度的基本骨架采用了汉族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这体现了后者在政治构建上的巨大优势，也维持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符合文明发展和传播的基本规律。

元朝在制度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行省制的确立上。行省即行中书省，本来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后来逐渐向地方最高政府的方向演进，但行省始终具有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政府的双重性质。一方面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是中央搜刮地方财赋，稳定秩序的工具，具有明显的替中央收权的性质；另一方面行省对辖区内的行政、财权、司法、军事具有相当程度的处置权。

行省制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形式。历代封建政权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上，往往偏执一方，难以找到平衡点。地方权力过重，则尾大不掉，甚至导致分裂割据，直接威胁国家的统一，西汉七国之乱、唐末藩镇割据即是明证；中央权力过重，地方上就碌碌无为，缺乏灵活变通，宋代的过度集权也是其“积贫积弱”的重要因素。两者都不是国家组织的最佳形式。而行省制在将主要权力掌握在中央的同时，给地方保留了部分权力，使中央统而不死，地方权力大而不专，达到中央统一与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行省制的这一优势，为后世所推崇，对清朝、近代直至现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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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母系氏族社会

氏族公社早期以母亲的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社

会的基本单位。母系氏族公社的主要特征是：妇女处于支配地位，丈夫居于妻方，辈分从母系计算，财产由母系继承。这时实行族外婚制，即同一氏族内部不许通婚，只有不同氏族之间的同辈男女可以互为夫妻。后来发展为对偶婚，就是在互婚的男女群中各有一个主要配偶，但不严格。因此，所生子女仍是知母不知父。

2.亳

中国商代早期都邑。商前期曾数次迁都，至汤时开始在亳地定居。商汤灭夏后，就将都城建在亳。但关于亳的地望，自汉以来就有争议。主要有四种说法：一说“梁国娵熟为南亳”，在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说“河南偃师为西亳”，近年在偃师发掘出商代早期城址，有人认为就是汤的西亳；一说“汉山阳郡薄县为汤都北亳”，在今山东曹县境内，近人王国维力主其说；一说陕西长安县境有杜亳。近年邹衡提出新的“郑”亳说，认为河南郑州发现的商城遗址，即是成汤所居亳都。

3.十三经

儒家的十三部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4.御史台

御史台是官署名。西汉时称御史府，是中央监察机构，长官为御史大夫。东汉光武帝时不设御史大夫，以使御史均入兰台，以御史中丞为长官，时称宪台，亦称御史台。为国家监察机关，其后历代相沿。唐的御史台分为台院、殿院、察院三部，一度改称 “肃政台”，后来又恢复原名。明初年曾沿置，不久改为“都察院”，清也采用了 “都察院”的称谓。御史台之名遂废。

御史台的职责最重要的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二是推鞫刑狱。有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赴朝堂申诉，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受理，称为三司受事；也有投牒匦中，由侍御史监督处理，称为理匦；但更多的是奉敕推鞫，即接受皇帝命令参与刑狱。御史台作为监察机构，是皇权的附属物，为巩固皇权服务，其发挥作用的大小也受制于皇帝的素质和政治需要。

5.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朝官内部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朋党之争。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僚集团，代表庶族地主；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门荫出身的官僚集团，代表士族地主。两党明争暗斗，为争夺权势相互倾轧。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拔官员的途径。李党重门第，牛党重科举。二是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李党主张抑制藩镇势力，牛党主张姑息。两党之争从宪宗朝 一直延续到宣宗朝，文宗朝最为激烈，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牛李党争加剧了唐后期的政 治腐败和社会混乱，加速了唐朝的衰败。

6.宋明理学

指宋明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称“理学”。宋明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吸收了佛、道的某些思想观点，探讨“性命义理”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所以“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南宋时期繁荣发展，经金元至明末清初衰落。

北宋时，汉唐注疏之学没落，义理之学逐渐兴起，转而探讨有关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形成了宋代新儒学，理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北宋时期的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为理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即“理”、“气”等基本理学概念的提出和诠释。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形成了系统的理学思想，并使理学在宋理宗后取得官方哲学的地位。与朱熹同时，有陆九渊一派与程朱对立。金、元、明时期理学仍是思想的主流，地位进一步巩固，并且到明朝王守仁时发展到了另一个高峰。王守仁以“灵明”、“感应”说，使朱、陆关于心、物的分歧得到统一；以“致良知”说，使朱、陆关于知、行的分歧得到合一。明末清初，实学兴起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没落，乾嘉考据又进一步促使了理学的衰落。

7.头下军州

辽代地方行政制度之一。辽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以部族制和州县制双轨分治。 除此之外，还有头下军州，是由辽的宗室、大臣、外戚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者，以其所分得或所俘获的人口为主体建立的地方行政单位。头下军州的刺史由中央任免，其他官吏则由头下主自行委派。头下军州的赋税除酒税和一半田租交纳辽政府外，其余全归头下主。

8.胡蓝之狱

明初胡惟庸案与蓝玉案的合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罪将丞相胡惟庸处死。十年后，他又颁布《昭示奸党录》，受此案牵连者达三万余人。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凉国公因谋反罪被诛杀，朱元璋颁布《逆臣录》，连坐者一万余人。两案中，受株连者多是元功宿将，对明代的政治造成重大影响。

9.辽饷

辽饷亦称新饷，明朝后期开征的用于辽东军事需要的一种赋税。始征于1618年，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三厘半，后来又两次增加税额，至1620年时共征银约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年间，辽饷征收扩大到关税、盐课及其他杂项银两。1631年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际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辽饷是对人民群众的大规模掠夺，加剧了社会的贫困程度，促进了明朝的没落。

10.裴秀

西晋地图学家。字季彦，河东闻喜人。曾主持魏末晋初官职和爵位的制定工作，官至司空。他著有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并在书中首次提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的“制图六体”，即地图制图中的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原则，为明代以前中国地图制图者所遵循，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制图学理论。裴秀按“制图六体”编制的《禹贡地域图》，考查了《禹贡》一书所记的山、河、海、平原、沼泽、丘陵、湖泊，古代的九州和当时的十六州，描制了历史沿革的18幅地图。其提出的“制图六体”对我国古代地图绘制影响很大。

二、论述题

1.周初大分封情况以及对分封制的评议。

（一）内容。西周初年，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实行分封制。受封有三种原因：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最重要的封国有：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在今河南汲县北齐，太公姜尚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鲁，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在周室辅政，子伯禽就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宋，商纣异母兄弟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燕，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晋， 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都唐（在今山西翼城西）。

（二）特点。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桿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制。国内土地的一部分归诸侯直辖，一部分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的情况分土地给士，士直接统治、剥削庶民。封国内的层层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三）意义。周初分封在于用众多的诸侯国以藩屏周，监视被征服的各地民众，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诸侯对王室有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等义务，其内政基本是独立的。周初的分封对各地的开发和文化的传播、交融是有促进作用的。

2.曹魏的屯田制和影响。

屯田是中国封建政府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曹魏时曾大规模推行屯田。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曹操占据的北方地区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同时为了保证军需，曹魏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招抚流民回乡耕种，还在统治区域内大规模推行屯田制。

曹魏的屯田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军屯和民屯，但实际上都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形式。民屯始于建安元年（196年），最初是在许昌附近，后来陆续推广到其他地区，大多分布在洛阳一带及黄河中游土地肥沃或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民屯将招募或强制迁移的流民以五十人为一屯，作为屯田的基本单位，采用军事组织的方式进行管理，并设立管理官员司马，司马之上有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马总领。政府对民屯征收五成至六成的田租，用以补充军需。

军屯主要面向士兵及其家属，始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左右。军屯主要分布在军队及其家属聚集的地区，特别是在与吴蜀对抗的地区，由于驻扎的军队众多，因此军屯的规模也很大。军屯的基本单位是营，每营60人，逐级设有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军屯的田租大致与民屯相同，也为收成的五成至六成。

屯田采用军事编制形式，剥削率也比较高，屯田上的民众和士兵及其家属饱受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逃亡或反抗时有发生。但从整体看来，屯田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一方面，屯田特别是民屯将因战乱导致的大批流民和荒芜土地重新结合起来，使战争环境下的社会生产得以继续进行，不但稳定了社会秩序，消除了不安定因素，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从屯田之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在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可以取得大量军需，保证军队的作战需要，使军队供应有了相对稳定可靠的基础。这一点是曹魏集团能在军阀混战中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曹魏屯田取得的成功也为后人树立了成功的典型，其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屯田，因此曹魏屯田的影响也绝不限于一时。

3.宋代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为：

（1）农业方面。人口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是宋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条件；垦田面积不断扩大，平原地带大多垦辟，南方还出现了大量梯田；水利兴修取得了巨大成就，圩田大量出现；农具方面有众多创造和改进，铁制犁铧多样化，各种灌溉工具也大量出现；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占城稻种植推广；耕作技术也有新的提高，农作物的耕种、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经济作物种植有很大的发展，南方各地普遍种植桑、麻、茶、甘蔗等经济作物，棉花的栽培区也不断扩大。

（2）手工业方面。各行业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化，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数量都超过前代。矿冶业蓬勃发展，石炭的开采和铁的冶炼取得了巨大进步；纺织业主要体现在丝织业和麻织业两方面，两者不仅分布范围更广，产量和质量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制瓷业发展迅速，北方的五大名窑、南方的景德镇是著名的制瓷中心；造船业方面，宋政府在沿河、沿海设立众多的造船坞，造建官船，民间造船也蓬勃发展，造船规模和技术 都发展迅速；印刷业和造纸业也都发展迅猛，更有利于书籍的传播和流传。

（3）商业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带动下也繁荣起来，各种规模的城市发展壮大，城市数量大大增加，并涌现出开封、成都等著名的大都市，城市中的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并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草市和墟市也普遍出现在郊区和村落，促进了乡村贸易的发展，其中许多还进一步发展成商业城镇；商业流通领域出现了纸币，两宋时期“交子”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承担起货币的职能。

科学技术方面：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三大发明上。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克服了传统印刷版式固定、缺乏灵活性的缺点，是印刷史上的转折点；两宋时期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事业，使船只可以在复杂的航海条件下安全航行，为远洋航行准备了条件；两宋时期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技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设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还制造了火枪，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

除了三大发明外，两宋在建筑、医学、数学、天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李诫著有《营造法式》，是对当时建筑经验的总结，对各种建筑的营造十分详细，并配有图样，标志着我国古代建筑技术发展到新的高度；医学方面，医药的分科更加细致，更趋科学和成熟，出现了众多成就突出的医学家。如宋慈系统论述了检验尸体的方法，并著有《洗冤录》，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统一了针灸穴位；数学方面出现了数学家沈括、楚衍、朱吉、秦九韶、杨辉等人，金统治区内有李治。贾宪发明了“増 乘开平方法”和“増乘开立方法”，对宋元时期数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绘出一幅“开方作法本源”图形，即二项式定理中求系数的方法。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和李治的《测圆海镜》及《益古演段》等书，记载了高次方程解法。以上数学成就都遥遥领先于西方；天文学方面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详细说明书《新仪象法要》；沈括的《梦溪笔谈》内容丰富，其中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约占三分之一，包括数学、天文、历法、气象、地质等各个方面。

两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是当时历史条件综合的结果。在经济上，宋朝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宋朝“不抑兼并” 的土地政策加快了土地的转移速度，大量国有土地转为私有；剥削方式也主要变为租佃契约关系，人身依附性大大削弱，劳动者积极性有了提高；宋朝规定佃农直接编入国家户籍，佃农获得了人身自由，人口流动加快。

政治上，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大量的人口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使得南方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超越北方，经济和文化在规模上得到快速发展；宋建国后采取的各种削弱地方权力的措施，有力消除了阻碍经济交流的地方障碍，促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宋朝统治者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虽然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国内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内部环境。

4、元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制度及元代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制度史上的地位。

（一）中央官制。元朝中央最主要的机构有三，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大权。（1）元朝实行一省制，即设立中书省（又称都省）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政务。中央设中书省，中书令是虚衔，由皇太子兼领。中书令之下，有右、左丞相，是实际的宰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及右丞、左丞 和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另有侍郎为副，与尚书共同处理政务。（2）1263年，设立枢密院，总理全国的军事。枢密使由皇太子兼领，也是虚衔，枢密院的二员枢密副使掌握军务。后来又增设同知枢密院事等官员。（3）御史台（又称内台、中台、宪台等）掌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其下为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御史台下，有殿中司和察院。前者的主要任务是纠察百官，后者是作为朝廷的耳目，行刺举之事。

（二）地方官制。（1）元代地方的行政机构系统是行省、路、府、州、县。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的初义，即将中书省的职权临时在某处行使的意思。行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演变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各行省设丞相一员（例不常设），平章政事二员，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品级皆与中书省官相同。（2）元朝在路、府、州、县都设置达鲁花赤，作为最高的监临长官，例由蒙古人充当，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位于同级其他官员之上。（3）元朝初年，忽必烈即封吐蕃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也都尊奉大喇嘛为帝师。帝师既是佛教的最高首领，统领全国佛教；又是西藏地区的最高政治首领，掌管西藏军民世俗事务。除去委任帝师外，元朝又设置中央和地方机构，直接管辖西藏。在中央设宣政院（初名总制院），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军、民之政，以帝师领院事，设置院使十员，其中为长者常以朝廷大臣兼任，位居第二者必由帝师推荐僧人担任，以下设有同知、副使、院判等官，又在西藏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在宣慰司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 等。自宣慰使、都元帅至万户等各级官员，多以当地僧俗首领担任，由帝师或宣政院荐举，朝廷授职。

元代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吸收了历代政治制度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新发展，其在政治制度上的创建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元朝政治制度的基本骨架采用了汉族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这体现了后者在政治构建上的巨大优势，也维持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符合文明发展和传播的基本规律。

元朝在制度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行省制的确立上。行省即行中书省，本来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后来逐渐向地方最高政府的方向演进，但行省始终具有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政府的双重性质。一方面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是中央搜刮地方财赋，稳定秩序的工具，具有明显的替中央收权的性质；另一方面行省对辖区内的行政、财权、司法、军事具有相当程度的处置权。

行省制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形式。历代封建政权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上，往往偏执一方，难以找到平衡点。地方权力过重，则尾大不掉，甚至导致分裂割据，直接威胁国家的统一，西汉七国之乱、唐末藩镇割据即是明证；中央权力过重，地方上就碌碌无为，缺乏灵活变通，宋代的过度集权也是其“积贫积弱”的重要因素。两者都不是国家组织的最佳形式。而行省制在将主要权力掌握在中央的同时，给地方保留了部分权力，使中央统而不死，地方权力大而不专，达到中央统一与地方分权的有机结合。行省制的这一优势，为后世所推崇，对清朝、近代直至现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