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唐代以新罗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_往来_唐朝_官方(民族学考研难度大吗)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唐代以新罗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

唐代以新罗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

武 斌

摘 要： 唐代疆域广大，国力强盛，文化辉煌。当时的新罗、日本借地理位置和交通便利，与唐朝来往密切，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均十分频繁。其中新罗商人对于三国的贸易往来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新罗人张保皋的贸易商团垄断着“东亚贸易圈”，他也被称为“海上王”。

关键词：唐代；新罗；日本；东亚贸易圈；经贸交流；张保皋

唐朝帝国疆域广大，国力强盛，文化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亚洲的历史舞台上，唐朝领衔主角，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巨大的国际威望，各国争相与唐朝通聘往来，发展友好关系。当时的新罗、日本，由于地利之便，与唐朝往来更为密切，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交流与合作。

当时三国的交通还算便利。在太平洋的东亚海域，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之间构成了一个不甚完整的内海，有人将其称作“东方地中海”。自古以来，东亚人民沿着“日本海环流路”等自然航道，借助季风，往返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东方地中海”也就成了以中国大陆为内核，以朝鲜半岛、日本为外缘的交通走廊。另外，朝鲜与中国本土接壤，陆路交通方便，而日本与朝鲜仅有一海峡之隔，这也为往来交流提供了方便的地理条件。日本、新罗与唐朝展开大规模的交流，大规模地吸收和融合中华文化。与此同时，各方的经济贸易也十分活跃，往来商旅不断，形成了被现代学者命名的“东亚贸易圈”，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一、唐朝与新罗的经贸交流

唐与新罗之间的贸易往来相当频繁，规模也相当大。按其贸易的性质区分，唐新之间的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国家之间随同外交使节的来往进行的国家贸易；另一种是民间的商人之间进行的私人贸易。一般情况下，官方贸易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和中国历史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情况一样，唐与新罗的遣使往来，也兼有官方贸易的任务。所谓“朝贡”实质上是一种以“朝贡”为名义的易物贸易。遣唐使的贡品还包括金银、牛黄、人参等原生珍宝，以及朝霞锦、木棉布、金银器皿、工艺品等加工品。对此，唐王朝予以极其隆重的接待，并向新罗国王和使臣赠送“赐物”。《新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兴光王遣使“数入朝，献果下马、朝霞紬、鱼牙紬、海豹皮”，“亦上异狗马、黄金、美髢诸物。”唐玄宗则“赐瑞文锦、五色罗、紫纹袍、金银精器。”另外，唐朝使臣到达新罗时也要携带许多礼品赐赠，并接受新罗的回赠。

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成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了。通过这种官方贸易的渠道，大量的中国物产传播于新罗，丰富了新罗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增加了新罗人对中华文化的接触和了解。据《三国史记》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新罗向唐朝输出的有朝霞绸、朝霞锦、鱼牙锦、鱼牙绸、三十升纻衫缎、龙稍、布等织物，金、银、铜等金属，金钗头、鹰金锁镞子、金花银针筒、金银佛像等工艺品，人参、牛黄、茯苓等药材，马、狗等牲畜，虎皮、海豹皮等毛皮。唐朝赠给新罗的物品有：金属工艺品的金器、银器、金银细器物、银碗银榼等；服装类的有锦袍、紫袍、绿袍、紫罗绣袍、押金线绣罗裙衣、金带、银带、银细带、锦细带等；纺织品的彩素、锦彩、绫彩、五色罗彩、绫罗、瑞文锦、绢、帛等；书籍类有《最胜王经》《道德经》《孝经》，佛经和孔子及其弟子像等；其他还有茶种、白鹦鹉、佛牙、甲具等。〔1〕〔2〕

在官方贸易中，除了奢侈品的交换，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物品交换。《三国史记》卷十载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632—647)有之，至于此盛焉。”茶叶从此在新罗开始盛行。此外，在官方朝贡贸易的背后，尚有大宗朝贡使团私下的互市贸易活动。

唐与新罗的民间私人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9世纪中后期以后，新罗中央政权衰弱，与唐的官方贸易有所下降，民间贸易更加发展起来。唐朝考虑到中央的财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这类私人贸易，可见民间贸易早已存在并已具相当规模。从代宗到宪宗时代，高句丽人李正己、李师道家族割据淄青镇，与新罗、渤海大做生意，“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山东半岛与新罗、渤海的民间贸易也相当发达。至开成间，淄青节度仍兼押两蕃使，此时唐的中央权力更加削弱，对久有传统的山东半岛与新罗的民间贸易的也是力不从心，令行而禁不止了。

唐新之间民间贸易的经营商品种类与官方贸易差不多，有绫、锦、丝、布等纺织品，金、银、铜等金属，人参、牛黄等药材，此外还有书籍等。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卷十八说：“前件药物，采从日城，来涉天池。虽微三桠五叶之名，渐无异质，而过万水千山之险，贵有余香。”“凡荷奖延之赐，合申献贺之仪。前件人参并琴等，形禀天成，韵含风雅，具体而既非假貌，全材而免有虚声。况皆采近仙峰，携来远地。”说明新罗特产海东人形参和海东实心琴等名贵商品远销于扬州。缘此，淮南节度副大使高骈得以海东人参三斤贡献于朝廷。也正是通过官方和民间的贸易渠道，大量汉文典籍和佛典流传到朝鲜半岛。

唐朝为接待新罗的贸易官员和商人，特地在今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有多处“勾当新罗所”，所内设有通事，专事翻译。此外，还有许多新罗商人到山东、江苏沿海各地从事商业活动。当时这些地区有大批新罗商人居住，设有“新罗坊”和“新罗院”。唐朝与新罗海上交通的主要口岸，特别是新罗人聚居的城市，如河南道登州的 县、淮南道楚州的山阳县，即是新罗与唐朝民间贸易的集市。

在东南沿海的许多地方，都有新罗商人的踪迹。除了上面提到的新罗坊、新罗院外，一些岛屿、渡口、山和村落的得名与新罗商人的活动有关。比如浙江临海县东南大约30里有一个小岛，曾有新罗商人“舣舟于此”，故名“新罗屿”。台州还有新罗山。这两处地点都处在浙江沿海，新罗商人经常在此停船靠岸，装卸货物，使得这些地区成为中外商品的集散地，遂以“新罗”命名。浙江宁波象山县还有新罗岙、新罗岙村，也都与当年新罗商人的活动有关。

二、唐朝与日本的经贸交流

与新罗的情况相同，日本派遣唐使来华，也兼有官方贸易的使命。除官方贸易外，唐代中日民间贸易也有所发展。后来，日中之间的官方往来减少，而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趋于频繁。到晚唐时期，官方往来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与此同时，民间交往，唐人和新罗人的船只则不断往返于唐日之间。特别是9世纪中期日本中止遣唐使派遣后，民间贸易更为活跃，民间商船往来于两国之间，成为晚唐时期中日交流的主要纽带。日本学者森克己认为，唐商舶的频繁渡日是日本废止遣唐使的重要因素。或者说，日本停

派遣唐使后，进入了以民间商船东渡为主要交流方式的中日交流时期。这一时期长达222年（894-1116）。如果从可查到唐商渡日最早的资料的841年开始算，则长达275年。

晚唐时期从事中日民间贸易的主要是中国商船，间或也有在日本建造的船只，但造船者和驾船者都是中国商人。据史料记载，自841年至903年的62年间，中国商船往返于中日之间达30余次。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唐朝商人李德邻、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人，自建海舶，以船主身份往来于日本和浙江的明州、温州和台州之间。同时，由于造船技术大大提高，又掌握了季风和信风以及海流规律，唐商船队不必再走绕道朝鲜半岛的北路航线，而是直接走南路航线，从江浙沿海的楚州、扬州、明州、越州、温州等地 ，循东偏北方向横越东海，直趋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不仅减少了海难的发生，而且缩短了航行时间。842年8月24日，唐商人李处人的贸易船从日本值嘉岛那留浦返航归国，“得正东风六个日夜”，便抵达温州乐城县，日僧惠运同船入唐。

民间商舶越来越多。如仁明天皇嘉祥二年（849）唐商舶（53人）至太宰府（《续日本后记》）。清和天皇贞观年间，往来尤其频繁。如贞观四年（862）七月，李延孝等43人抵日（《三代实录》）。同年九月，张支（友）信等送真如法亲王入唐至明州并于翌年四月返回日本（《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五年（863），詹景全由日本赴唐，替圆珍带信给长安兴善寺三藏智慧轮，翌年又返回。六年（864）秋八月，太宰府因唐通事张支（友）信，渡海未还，暂留唐僧法惠以为通事，说明张友信又一次入唐（《国史纪事本末》）。七年（865）日“僧宗睿还，唐人李延孝从来”（《扶桑略记》）。八年唐商张言等41人至太宰府（《三代实录》）。因为这一时期唐商赴日的太多，致使朝廷在贞观八年四月“谴责丰前、长门等国司曰：关司出入，理用过所，而今唐人入京，任意经过，是国司不慎督察，关司不责过所之所致也。自今以后，若有惊忽，必处严科。”以后几年，稍见减少。但在贞观十六年（874）和十八年（876）又先后有唐商崔岌等36人及杨清等31人抵日。

晚唐时期的中国商人一般都是单船行商，每船人数多者为63人，少则40余人，载重量可达十数吨左右。这些中国商人贩运到日本的货物，主要有佛经、佛像、佛画、佛具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用品；文房用具、书籍以及唐代大文学家和大诗人的文集、诗集等；药品、香料；日本皇族、贵族公卿所使用的贵重奢侈品，如瓷器、高级丝织品、手工艺品等。

三、新罗商人与“东亚贸易圈”

参与对日贸易的，除了唐商人之外，还有新罗商人和渤海商人，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东亚国际贸易圈”。

当时中国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传到新罗，使新罗的造船航海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因而新罗商人从事海上运输的很多。新罗商船不仅往来于中国与新罗中间，还航至日本，连通整个东亚海域三国，建立了中国、新罗、日本之间的贸易航线，开展三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在日本活动亦是同样频繁。在唐代中日贸易中，新罗商人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新罗商人从唐朝贩得大量商品，除满足新罗国内市场的需求之外，还因地理条件之便及了解日本对唐货需求之行情，常将唐货运至九州大宰府，在日本销售。新罗商人作为中间商，起到沟通中日贸易的桥梁作用。

有学者推测，新罗商人的渡日最早可以追溯到8世纪。自9世纪起，他们建立了往来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日本九州岛的固定航线，分别在中日两国设立贸易据点，从事两国贸易的中介经营。新罗商人在中国设置的贸易据点，主要是楚州以北，即现在的连云港及山东半岛沿海一带。他们在这里设立新罗坊，采购物品，组织货源，安排船只，并设置总管，负责新罗商人的组织和管理。为了便于贸易联系，他们还在新罗坊内设有专职翻译，直接为新罗商人与日本贸易进行业务交涉。日本朝廷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市场对唐货的需求，对新罗商人的政策一再放宽，明令大宰府允许新罗商人进行贸易，“商贾之辈，飞帆来者，所赉之物，听任民间令得回易。”另外，新罗商船还承担了中日之间的客运和货运，对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9世纪初新罗商人开始频繁渡日，揭开了唐日贸易的新篇章，形成了后来学者所称道的“东亚贸易圈”。往来频繁、技术先进的新罗船队和谙熟海路、善于驾船的新罗水手，活跃于东亚海上，构成东亚三国海上交通的重要载体。

四、“海上王”张保皋

当时参与这个“东亚贸易圈”的有新罗商人、唐商人、日本商人和渤海商人。不过，这个贸易网络是被张保皋的贸易商团所垄断的。

张保皋，新罗名弓福，其名其事《新唐书·新罗传》《续日本后记》《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均有提及。唐代著名文学家杜牧亦曾为其撰写传记。他在新罗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占据莞岛，从事唐、日、新罗三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山东半岛及苏北一带之新罗院，往来于黄海之新罗船，一度都在其控制之下。

张保皋在17岁时和好友郑年结伴渡海来到赤山浦，不久辗转南下到扬州。在他们浪迹扬州时，适逢镇海节度使李琦据润州造反。唐军扩募镇压反叛，张保皋和郑年被募编入了徐州武宁军中。张保皋和郑年先后参加了平定镇江李琦、淮西镇吴元济和淄青镇李师道的叛乱。因本领高强、英勇善战，累立军功，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张保皋被擢升为武宁军小将，统率1000多名士兵。

张保皋于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回到新罗。张保皋回国后，奏请新罗兴德王：“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新罗海路之要，使贼不得掠人西去。”兴德王准请，张保皋随即招募周围1万岛民组成一支军队，在清海镇成立了大本营，很快荡平了多股海盗势力。张保皋在荡除海盗，确保了海上航路的畅通后，又利用控制新罗国西南海上的优势，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上经验，发挥了自己对中国情况熟悉的特长，组建了庞大的船队，往返新罗与中、日三国之间，从事利润丰厚的海运和商业贸易。

张保皋的海上贸易日益兴盛，形成了以清海镇为大本营，以赤山（今荣成石岛镇）、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泗州（今安徽泗县）、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日本九州为基点的海运商业贸易网络。张保皋的商团几乎垄断了唐、新、日三国的海上贸易，是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集团。

海盗的禁绝，海路的畅通，海运商贸的发展，使新罗人入唐经商、从业、求学、居留的迅速增多。因此，在中国各商贸中心和交通要道周围，逐渐形成了新罗村。据统计，当时仅在赤山一带就有十多个新罗村。张保皋除了进行直接贸易外，还经营造船业和出租船只、水手、艄公等。在中国山东、江苏北部海岸形成了一条船队服务线，为自新罗和日本的人们进行海上服务贸易。当时阿拉伯商人东航喜乘中国船，而中国浙东地区采用新罗造船术，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密隔舱多桅杆船。这样，造船术和航海术便随着出租的水手、工匠传到阿拉伯等地。而中国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也聚集了许多南海、中亚、西亚等地的商人，他们把稀缺的商品运到中国销售，这样张保皋的海上贸易网络就与中西海上贸易之路联系起来。

当时的赤山浦一些村庄里有很多新罗人居住，他们几乎人人信仰佛教。张保皋征得唐政府的同意，在赤山浦建立禅院。因为山周围山石皆为红色，相传有赤山神保佑当地众生，又因建院时请来诵经的首批僧人属天台宗派，读诵《法华经》，故此院取名为“赤山法华院”。法华院建有大殿及配楼、钟楼、讲经堂等，寺院长年讲经，常住僧人多时达40余人，法会人数有时超过250人。赤山法华院成了当时新罗人往返大唐的驿站和活动中心，是张保皋船队的大本营之一。张保皋在赤山拥有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以供应该寺居住僧的生活费用。唐开成四年（839）六月，日本国僧圆仁法师一行入唐求法，曾先后3次客居赤山法华院达2年零9个月。归国后，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赤山法华院做了详细的描写，使赤山法华院名扬海内外。张宝皋在莞岛象皇峰、济州岛河源洞等地也建了法华院，与山东半岛赤山法华院相对应，互为海运贸易的联络点。

后来，张保皋卷入了新罗王室王位继承纷争。838年，上大人金明逼杀僖康王登上王位，金佑徵为报“杀君父之仇”避祸清海求助，张保皋便分兵5000于郑年，击破金明的军队，金佑徵顺利登位，即神武王。神武王即位仅6个月即病死，其子文圣王即位后又拜张保皋为“镇海将军，兼赐章服”。张保皋因功被封为感义军使，封食邑二千户。文圣王欲纳张保皋之女为妃，朝中贵族以其出身微贱，予以阻谏。纳妃未成，在文圣王与张保皋之间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因惧怕张保皋的势力，文圣王和新罗贵族们借“欲谋乱、据镇叛”的罪名，于841年派人趁张保皋醉酒后将其杀害。这就是朝鲜历史有名的“弓福之乱”。

张保皋被杀后，“东亚贸易圈”的贸易活动并没有中断，而是由活跃的中国明州商 取代。

张保皋的事迹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大影响。《新唐书·东夷传·百济传》中就给予张保皋很高的评价，说：“先国家之忧，晋有祁奚，唐有汾阳、宝皋，孰谓夷无人哉。”范文澜《中国通史》中说：张保皋“无愧为新罗国的英雄。”〔3〕在韩国，张保皋则被视为民族英雄，誉为“海上王”。

参考文献：

〔1〕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2〕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12.

〔3〕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53.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武斌（1953-），男，山西盂县人，研究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沈阳市文史馆副馆长，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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